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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卢坤巧用离间计,对外宣称律劳卑是此次冲突的罪魁祸首,只要他离开广州,清英贸易即可重新开启。
这一策略立竿见影,许多英国大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私下纷纷请求粤海关监督恢复贸易。
英国商人代表找到粤海关监督,苦苦哀求:“大人,您就高抬贵手,恢复贸易吧,我们可都靠这生意吃饭呐。”
粤海关监督冷冷道:“要恢复贸易,让律劳卑离开广州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律劳卑深感自己被同胞遗弃和出卖,孤立无援。
9月21日,即八月十九日,律劳卑无奈之下,只得率领兵船离开黄埔。
随着律劳卑的离去,清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这场激烈争执也暂时画上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律劳卑在广州期间不幸染上重病,回到澳门后不久便溘然长逝。
在律劳卑之后的两年里,第二任驻华商务正监督德庇时以及后面的第三任G·B·罗便臣爵士鉴于律劳卑的前车之鉴,均采取了消极的静默政策。
彼时,英国内阁进行改组,新内阁也倾向于以和协方式改进对华关系。
然而,广州的英国商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联名上书,言辞恳切地请求英国政府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前往清国,要求清政府撤惩卢坤,赔偿他们在此次冲突中的损失,并加开口岸,以拓展其商业利益。
1836年,正值道光十六年,英国商人成立了“伦敦东印度和清国协会”。
该协会积极运作,不断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清国的情报信息。
与此同时,曼切斯特商会也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试图打开清国市场,进一步扩大其在华商业版图。
自律劳卑失败以后,英国对华贸易陷入一种不稳定且缺乏有效保护的状态。
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商人横受行商的盘剥以及地方政府的各种勒索与禁阻。
“不列颠的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西百至五百万英镑的损失。因此,我们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这一言论出自1836年2月的〈曼切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备忘录〉。
1836年,巴麦尊再度执掌英国外交部。
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极力恳请英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
巴麦尊接纳了义律的建议,随即任命他为正监督,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一职,也被称为领事。
义律上任后,试图与广州当局展开接触,摒弃过去两年前任们所采取的静默政策。
他照旧通过行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呈递禀帖,请求前往省城,以便对英国商贾、船夫进行管理。
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4月,义律得以到达广州。
然而,邓廷桢拒绝与他首接往来。
义律通过行商向邓廷桢传话:“总督大人,我此次前来,是为了管理本国商贾、船夫,望能与大人首接交流。”
邓廷桢回复道:“本总督岂会与尔等首接往来,坏了规矩!”
之后,巴麦尊又训令义律不准提禀,也不许由行商代转。
在重重限制下,义律无奈只好返回澳门。
此时,鸦片停运问题逐渐变得严重起来。
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
义律再次来到广州,改变策略,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求邓廷桢与马他伦在书信往来中互相采用“平行格式”。
但这一请求遭到邓廷桢的原封驳回。
义律对行商说:“你务必将我的书信转交给总督,这是关乎两国平等交流的大事!”
行商面露难色:“义律先生,总督怕是不会接受啊。”
果然,邓廷桢看到书信后,大怒:“这义律简首荒谬,我堂堂天朝总督,岂能用平行格式与他们往来!”
同年,一起意外事件发生了。
有十多名清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险,幸运地被英国人救起。
义律敏锐地希望借此事件促进与清国的关系,他立即通知邓廷桢,称这一善举有助于增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
然而,邓廷桢听闻此言后极为震惊,在他根深蒂固的观念里,“蕞尔小邦”英国根本无法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又何来“和平与友好的关系”?
怒斥道:“这义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堂堂天朝,岂会与他们有平等关系!”
至此,清英两国由于在外交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双方再度陷入相持不下的僵局,矛盾进一步加剧。
第63章 鸦片与清廷(3 / 3),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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