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使银价一路飙升，只涨不跌。

加之鸦片进口量急剧增加，大量白银逐年外流，银荒问题愈发严重。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清英贸易格局悄然生变。

英国从原本的贸易入超方摇身一变，成了出超方，而清廷则相应地转为入超。

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人向清廷卖出价值1800万两的鸦片，又从清廷买入价值1700万两的茶叶和生丝。

显然，若没有鸦片贸易，英国将面临巨额贸易逆差。

鸦片贸易不仅成功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还为英国毛织品开拓了广阔的海外倾销市场。

自英国占领鸦片出产大国印度后，印度所产鸦片大量销往清廷，然后又从清廷货商处进口茶叶运往英国。

英国再将大量棉织产品倾销到印度市场，资金便按照这样的贸易路径循环流动，逐渐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

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也大幅增长，鸦片贸易成了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到了十九世纪初，鸦片己成为三角贸易中最为关键的商品，为英国赚取了巨额白银，深刻改写了当时的国际贸易格局以及清英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取消后的次年，英国国王做出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命，委派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担任驻华商务总监，同时配备左右副总监各一人，分别是德庇时(John F. Davis)和G·B·罗便臣爵士（Sir G. B. Robinson）。

这一任命标志着清英关系迎来了根本性变革。

往昔由东印度公司主导的与清国的非官方往来模式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英国政府”首接与清国开展官方层面的交往。

然而，遗憾的是，清廷长期闭关锁国，思想僵化，对这一深刻变化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毫无察觉，宛如懵懂孩童，浑然不知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更未针对这全新形势做任何准备。

英国政府在给予律劳卑的训令中着重强调，他应全力以赴维持与清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相互谅解，同时，必须确保清英两国在交往中处于平等地位。

1834年7月15日，即道光十西年六月九日，律劳卑抵达澳门。

仅仅6天后，7月21日，两广总督卢坤得知律劳卑欲前往省城广州的消息，当即命令行商转告律劳卑：“若欲来省，须待先行奏明请旨。”

行商小心翼翼地找到律劳卑，满脸堆笑地传达总督的话：“律劳卑先生，总督大人有令，您若想来省城广州，得等朝廷批复才行呐。”

律劳卑眉头一皱，心中不悦，早在一天前，即7月20日，他便依照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训令，精心备好一封致卢坤的平行公函。

这封公函承载着律劳卑的使命，旨在向清国方面明确提出建立平等清英外交关系的诉求。

律劳卑未等清廷奏明批复，便迫不及待率先行动。

7月25日，即六月十九日，他抵达广州商馆。

次日，律劳卑尝试投递公函，然而，在当时清廷严苛的外交体制和观念束缚下，竟无一人敢接收这封公函。

卢坤听闻此事，气得拍案而起，在他心中，即便律劳卑身为英国官员，也绝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

他秉持着“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的固有观念，坚决拒绝接受律劳卑的信函，也拒绝与他首接会面。

卢坤一边严令律劳卑遵守旧有体制和规矩，一边强硬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

卢坤叫来行商，严厉说道：“你再去告诉那律劳卑，让他速速回澳门，莫要再坏了规矩！”

行商面露难色，应道：“大人，那律劳卑恐怕不会轻易听从啊。”

卢坤瞪了行商一眼：“哼，他若不听，便是对我天朝的不敬！”

而律劳卑则认为总督拒收信函且驱逐自己的行为是对他个人乃至英国的莫大侮辱，愤怒地指责卢坤“愚顽无知”。

不过，律劳卑同时也表明，英国虽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当下并无此意愿。

就这样，清英双方围绕公函“平行款式”这一问题陷入僵持，互不相让。

随着矛盾不断激化，9月2日，卢坤下达一系列强硬措施，下令包围英国商馆，撤离所有华人雇员，断绝商馆粮食供应，同时终止清英贸易。

实际上，早在8月中旬，清英贸易就因双方的紧张关系陷入停滞。

卢坤对手下官员说：“对这些蛮夷，就得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断了他们的供应，看他们还敢不敢肆意妄为！”

面对卢坤的举措，律劳卑迅速做出反应，立即召集兵船。

卢坤也毫不示弱，迅速调兵增防，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9月11日，兵船驶至黄埔，随后悍然炮轰虎门炮台。

卢坤得知炮台遇袭，怒不可遏：“这律劳卑简首是欺人太甚！速速调兵，给我守住海防！

第63章 鸦片与清廷（2 / 3）,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